周嘉欣(南京大学 哲学系， 南京 210093)
摘 要：斯拉沃热·齐泽克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激进思想家之一。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意识形态—政治分析，并将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和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产物有其自身的界限，即由资本主义本身产生出阻止其无限再生产的对抗，今天这一对抗表现为四种基本形式：生态学危机、新的隔离和贫民窟、知识“私有财产”和现代科学的社会伦理问题。在这四种对抗中，基于“理性的私人运用”所产生的被排斥者和被包容者的对抗尤为关键，这就要求一种与行动紧密相关的新“无产阶级立场”。界限、对抗、行动内在链接于齐泽克的概念框架中，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独特批判标志着当今西方左派文化政治学的精神分析转向。齐泽克在宁期间第一次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其理论意义不亚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
关键词：齐泽克； 资本主义； 界限； 对抗； 行动
诚如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言，在以斯拉沃热·齐泽克为代表的斯洛文尼亚语系的拉康学派那里，拉康的理论主要被用于哲学性和政治性的反省之中。（注：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页。）在意识形态—政治领域，齐泽克对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将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勾连起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可以说，正是齐泽克的这一挪用集中展现了拉康哲学的批判性内核并为其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政治领域的批判则可以看作是其理论的落脚点——齐泽克的首次中国之行便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
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邀请，齐泽克于2007年6月6日抵达南京，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中国之行。在宁期间，除参加“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Lacan’s Psychoanalytical Theory）并做大会发言外，还专门为南京大学师生做了题为“资本主义的界限”（Limits of Capitalism）、“意识形态的家族相似性”（The Family Similarity of Ideology）和“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教养”（Politeness as an Ideological Category）三场学术报告。其中，“资本主义的界限”是齐泽克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马克思论坛”特意准备的，并且在与南大学者的日常交流中还多次涉及“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这一问题，足见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在齐泽克整体理论中的基础性地位。作为对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运用，齐泽克的分析主要从意识形态—政治领域展开，提供了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革命可能性的激进理解。概而言之，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之物，有其历史的形成和界限；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造成社会内部的对抗性结构，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然；面对当代世界，齐泽克坚持自己的左派激进立场，并强调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行动”。
就如何看待资本主义而言，思想史上存在诸多争论。归根结底，这些争论都是围绕一个根本的问题展开：资本主义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永恒之物，与之相关的另一面便是资本主义是否可以被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1页。）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坚决同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卫道士们划清了界限，并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客观可能性。然而今天的社会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成了信仰“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主义者”，并且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被当作最好的可能的社会形态而接受下来，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使其变得更加公正和宽容。针对这种资本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政治现状，齐泽克提出：今天唯一正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认可资本主义的这种“自然化”，或者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自身是否包含那些足够强大的、将会阻止它无限制再生产的对抗。这表明，尽管当代资本主义较之维多利亚时代已经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齐泽克在该问题上仍然坚持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态度，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资本主义并非什么永恒之物，它的出现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过去便已存在，也将永远存在下去”。换言之，在齐泽克看来，资本主义是存在自身界限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对抗将从内部摧毁它自身。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在分析齐泽克所提出的四种对抗形式之前，为了更好地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需要事先对齐泽克所理解的“历史性”做一个说明。
自结构主义兴起之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特别是有关结构与历史之间内在关系的反思，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受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并且借助于对黑格尔“具体普遍性”的理解，齐泽克在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表达了自己“彻底的历史性”的观点。在他看来，康德的形式主义和激进的历史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关于历史偶然性的真正激进的主张必须包含历史变迁自身领域和作为其（不）可能性条件的创伤性“非历史内核”之间的辩证张力。也就是说，历史主义研究的是同一（不）可能性的基础领域内进行的无休止的替代游戏，而彻底的历史性则是使这种不同结构原则成为论题。（注：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113页。）具体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齐泽克也是从这种彻底的历史性出发，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的相关范畴，首先针对今天的左派面对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及自由民主制度的不同回应方式，进行了评述。他认为这些政治学意义上的不同的否定性模式遵循了精神分析中拒斥创伤性真实的不同方式，都依赖于最小限度的“非历史的”形式的框架来定义理论地平，因而并不能真正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什么是自己的真实立场，这是今天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历史性批判，是齐泽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进一步说，就是那些阻止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自身的对抗，这些对抗是由资本主义自身所产生的，是对其创伤性“非历史”内核的揭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边界所在。在这里，齐泽克精妙地挪用了拉康对传统个人主体之不可能性的证明，并将其与黑格尔的逻辑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结合起来。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在创造和完成自身的部分（the Included）之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对立面，即排斥的部分（the Excluded）。如同主体的形成本身便表征着一种不可能性一样，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逻辑之内的冲突与对抗将动摇资本主义的结构原则，而不是仅仅在同一形式框架内进行偶然性的替代游戏，因此这种对抗将提供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彻底的历史性批判。然而，齐泽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思辨，而是在一种更加“行动化”的意义上将自己的理论思考融入到对现实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之中。以之为基础，齐泽克讨论了作为资本主义界限的四种对抗形式：
第一种与生态学直接相关，在齐泽克看来，尽管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无限适应性，在严重的生态灾难或危机情况下，很容易将生态学转变为一种投资和竞争的新领域，但在这里，危机的特定本质在根本上妨碍了一种市场的解决途径。这是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隐约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可能性，主体干涉将直接干预历史实体，并将灾难性地扰乱历史实体的运转。换言之，在人类历史上，单个的社会—政治主体的行为第一次可以有效地改变、甚至是打断全球的历史进程；相应地，“理性的狡计”不再被信赖，因为历史理性自我运转的代价太高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大他者在“第二自然”及最低限度的“物化”社会体制的伪装下继续发挥作用，这种社会体制被认为是一种自在之物，资本主义中的个人都无须承担责任，所有人都陷入到竞争、盈利、保持资本的流通运动的客观欲望之中。长久以来，人类不必担心自身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然而，人们并不能确定今天我们是否已经接近这个临界点，因为它只有到了已经很晚的时候才能被清楚地意识到。这使我们面临当代“选择社会”最彻底的僵局：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处在不得不决定那些在根本上影响我们生活的事务的位置上，然而缺乏恰当的知识基础，同时，问题还在于我们总是被迫在我们还不具有那种能够使选择成为一种合格的选择的知识的情况下作出选择。
通过齐泽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在第一种对抗中直接涉及的是生态学问题，但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这种对抗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所导致的个体之自发盲目性，尽管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不断讨论的问题，但齐泽克还是为其注入了新的理论分析资源：一方面，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深刻地指认出主体和实体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新特征，即黑格尔的“实体主体化”在今天反讽地成为现实；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的是，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中的个人并非不知道个人的自发所带来的生态危机，但恰恰是资本主义这个“大他者”本身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似乎是在进行选择，但却没有选择；也就是说，这种以生态危机表现出来的对抗形式是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矛盾的表现，是在同一形式框架内注定无法克服的界限所在。
第二种对抗表现为种族隔离、新的“柏林墙”和贫民窟的新形式。齐泽克认为，如果说苏东剧变宣告了自由民主在原则上已经获得了胜利，那么“911事件”则是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主要标志。全球到处正在筑起新的“柏林墙”，被隔断的是诸如“发展”、“现代化”和“世界市场”这些口号的真实“症候”：贫民窟居民。他们正生活在部分地超出法律的条件下，生活在自我组织的最低限度的需求之中。这些人口是由被边缘化的劳动者、剩余的公务员和农民构成，并以多种方式被整合进全球经济之中。贫民窟居民的许多特征都符合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旧式马克思主义规定性：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甚至比古典的无产阶级更自由；他们被“抛”到这样一种情境之中，不得不以某种形式集结在一起，同时丧失了传统生活方式。此外，不同于依赖经济“剥削”的传统规定，贫民窟居民这一定义的特征是社会—政治的，问题在于他们能否被归整到市民社会的合法空间内。此外，尽管今天的社会经常被描述为被完全控制的社会，但贫民窟却是在国家边界内的这样一种区域，在其中国家的控制至少是部分地被消解，在国家官方领土中作为空白而出现。由此，齐泽克认为创造这样一种被称为解放的领域、得到更加确切定义和描述的社会空间的时刻已经到来，资本主义的控制在这一空间中将被终止。
正如齐泽克自己所言，这并非一种偶然的不幸事件，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种族隔离、新的“柏林墙”和贫民窟正是资本主义内部包容/排斥对抗性逻辑的集中表现，这些被排斥的贫民窟居民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剩余物，但却是必要的剩余，一方面是作为无法进入市民社会的市场竞争之失败者，另一方面又是资本逻辑自我增殖的外围后备力量。这种对抗同样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表现，也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政治可能性所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齐泽克对贫民窟居民同传统无产阶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也昭示着其理论分析范式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齐泽克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政治领域，运用精神分析的成果分析资本主义自身作为不可能性的包容/排斥矛盾，相应的，革命可能性的经济过程分析则不在其视野之内。
第三种是那种被称为“知识产权”的私有财产所带来的对抗。依齐泽克的看法，新（数字化）工业的核心矛盾就在于怎样维持（私有）财产的形式，然而在私有财产的范围内所奉行的只是追求利润的逻辑。生物遗传学、新的国际贸易协定等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把财产概念引入到显著的辩证矛盾之中，特别是随着生物基因公司对基因的垄断，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基因竟然已经被他人获得和占有。齐泽克还举比尔·盖茨的例子说明，整个“新经济”都是建立在把知识看作为有形财产这种极端的观点之上的，从本质上说，这是私有财产对公共领域的新一轮“圈占”。在这里，齐泽克的分析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基础，即私有财产概念；并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上拓展了对私有财产的理解：首先，同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在“知识经济”中表现出来的特征直接相关，私有财产的概念被运用到以“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全新领域；其次，这一运用在更深的层面上与“私有”这一概念的理解相关，按照齐泽克的话说，就是康德意义上“对理性的私人运用”。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回应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理论挑战，西方左派思潮除了在现象层面上进行直接批判外，还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根基，受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齐泽克便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代表之一。
第四种对抗涉及新技术科学（特别是生物遗传学）发展的社会伦理意义。齐泽克指出，生物遗传学中科学突破的主要成果是自然的终结，一旦自然界构造的规则被掌握，那么自然有机体则被转变为易于操控的物体，人的灵魂也被还原为一种技术操控的对象。在这里，所丧失的不仅仅是人类，同样还有自然本身。具体说来，标志着人类主要特征的某种开放性将被取消，技术科学的发展将以某种特定方式影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这是因为：人类作为人类的存在决不能依赖于某种实体规定，如果我们在原则上把自己经验为可操纵的，我们就此自愿放弃了全面展现自身潜力的可能。如果用有意义的宇宙是什么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来衡量的话，技术自我操控的将来仅仅是作为“被剥夺的意义”而出现的。但是，今天关于生物遗传学伦理后果的讨论是虚假的，其虚假之处就在于它迅速地转变为缺乏内在关联的技术学—伦理学、环境学—伦理学等等，这就完全丧失了伦理学本身的意义。在这里，齐泽克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普遍的伦理学消融在特殊的论题之中，而恰恰相反，具体科学的发展直接面对并挑战旧有的人本主义价值；今天，摆在我们眼前的是：要么选择后现代典型的犬儒主义立场，要么敢于作出“否定性的延迟”，即我们要勇于承担现代性科学的全部后果。
在这一分析中，齐泽克对人性的理解也得以清晰地展现出来：人类本身依赖于某种“人性”概念，它们仅仅作为赋予我们的、为我们继承下来，依赖于我们天生就具有的或是被抛给我们的那种无法穿透的复杂性。因此，仅就存在无法渗透的非人自然而言，才存在着人。然而，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科学与伦理之间拜物教式的分裂却妨碍我们去面对真实的问题，即新技术科学发展是怎样迫使我们改变和重新创造自由、自主和伦理责任这些概念的。由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得以通过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折射出来，正是这一点与齐泽克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直接相关。在分析中，齐泽克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激进的左派立场，反对那种为了保留自主性的外观而装作不知道的态度，强调“行动”在资本主义批判中的重要性。
生态学危机、新的隔离和贫民窟、“知识产权”和新技术科学的社会伦理意义是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四种对抗形式。在齐泽克看来，将被排斥者与被包容者区别开来的裂隙同其他三种对抗之间存在着质性的差别。其他三种对抗清楚地指认了作为我们社会存在的共有物的三个领域，它的私有化是一种暴力行为，如有必要也应当以暴力的方式予以抵制。所有这些斗争的共同点就是对破坏性潜力的清醒意识，即任由圈占这些公有物的资本主义逻辑自由运转下去将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齐泽克进一步指出，这些斗争的答案不是要用国家来限制市场和私人所有制，因为国家领域本身，也是康德意义上“私人的”；唯有联系到那些居于国家领土之空白处的被排斥者，才使真正的普遍性成为可能，因为被排斥者作为“没有角色的角色”，直接代表着普遍性。因此，在上述四组对抗中，被包容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对抗是最为关键的，也是其他对抗的参照点；离开了这一点，其他一切都将失去自身的颠覆性锋芒，如生态学成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知识产权成了“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遗传学则成了“伦理”问题。总之，被包容者同被排斥者之间的对抗作为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诸对抗形式中的关键所在，是由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同其他对抗一起规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界限。同时，其理论地位也是同齐泽克本人的激进立场结合在一起的，正是由于被排斥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表了真正的普遍性，所以要反对作为资本主义根本性问题的“理性的私人运用”，就必须坚持一种“无角色的角色”（part of nopart）的立场，即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n）立场——这种激进的立场同齐泽克对“行动”（act）的推崇是内在一致的。
作为一种彻底的历史性批判，齐泽克所分析的四种对抗形式，特别是其中关键性的被包容者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对抗将资本主义的界限清晰地表示出来。正如齐泽克对康德的形式主义和激进的历史主义的指责一样，这些对抗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外在“实体性”存在，而是本身就包含着历史主体的“行动”因素。行动打破了现存的象征性惯例，它们并没有停留在可以接受的可能性的范围之内，而是积极探索并发展这些可能性；行动也并非只是与象征秩序对立的东西，二者以一种构成性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注：巴特勒：《齐泽克宝典》，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90页。）换句话说，在齐泽克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框架中，受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传统个人主体的证伪性分析影响，对抗性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必然产物，而这种对抗是同行动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行动是对抗得以确立的条件。用齐泽克自己的话说，就是行动实现了那些在给定的象征世界中似乎“不可能”的东西，然而它改变了它的条件，从而回溯性地创造他自己的可能性的条件。（注：巴特勒：《齐泽克宝典》，第89页。）在齐泽克自己看来，对“行动”的理解是他不同于作为“拒斥创伤性真实的不同方式”的其他左派理论的根本差别，也是今天左派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应选择的真实立场，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批评拉克劳、回到列宁（to repeat Lenin）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说，“行动”概念在齐泽克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批判逻辑中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界限、对抗连同行动一起，构成了齐泽克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关键性内核，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批判张力的分析框架。虽然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于意识形态—政治领域内，但其理论方法除了显性层面上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外，最主要的便是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黑格尔逻辑框架中内在的“否定性”维度：拉康对主体之不可能性的分析无疑是齐泽克意识形态—政治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资本主义的界限、基本对抗和激进行动都深植于这一理论母体之中，并且相互间可以得到参照性的说明；对黑格尔的独特运用与解释，也可以看作是齐泽克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撑，特别是借助谢林对康德的批判，他发展出一种与传统黑格尔理解不同的观点——较之以往研究过多地强调黑格尔观念论的唯心主义大全，齐泽克更加关注黑格尔对“具体普遍性”的结构分析，特别是“否定之否定”在历史性批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齐泽克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彻底历史性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所造成的基本对抗和超越近代哲学事实与价值二元对立的激进批判性行动也以一种内在链接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及与之相关的激进的革命姿态是齐泽克所着力强调的。
正是这种激进的批判立场和特殊的理论资源，为齐泽克赢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并使之成为当代西方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反过来说，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当代左派思潮继“文化转向”（葛兰西转向）之后的又一新动向，即左派文化政治学的精神分析转向。将精神分析学说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非新近出现的理论现象，但较之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人本主义诉求，齐泽克在理论上独具匠心地以拉康作为突破口，在后现代理论氛围中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出发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批判的焦点。在齐泽克那里，一方面，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现象的批判在以拉康精神分析为依托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中获得了“新生”；另一方面，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对主体的结构性分析也因同马克思资本主义逻辑剖析进行“嫁接”而具有了激进的现实指向。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这种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面对资本主义，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运用剩余价值概念进行了科学的剖析，而齐泽克则挪用精神分析中的相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剩余快感概念作为其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出发点；尽管后者可以看作是西方左派文化批判逻辑的延伸，但它本身也反映了这一理论所面临的窘境。在这一点上齐泽克本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同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中一再表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所作的分析，这仍是困扰今天批判理论家的一个核心问题。”换言之，尽管齐泽克已经从界限、对抗和行动入手展示了一种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进姿态，但是面对由马克思所提出的根本理论问题，他对于自己的理论并不满足。
正如“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所公认的那样，正是基于齐泽克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西方学界正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不仅在心理学，而且在语言学、哲学、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领域之中都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理解和批判的正面系统阐述却是在齐泽克教授首次访华之时方得以问世。对此，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齐泽克在南京所做的题为《资本主义的界限》的报告，其理论意义堪比1992年德里达的著名文章《马克思的幽灵》，就对资本主义本身所做的批判性剖析而言，齐泽克的分析要更加深刻，在理论逻辑上也更值得我们关注。”